酒，在人類文化的歷史長河中，已不僅僅是一種客觀的物質存在，而是一種文化象征，即酒神精神的象征。

在中國，酒神精神以道家哲學為源頭。莊周主張，物我合一，天人合一，齊一生死。莊周高唱絕對自由之歌，倡導“乘物而游”、“游乎四海之外”、“無何有之鄉”。莊子寧愿做自由的在爛泥塘里搖頭擺尾的烏龜，而不做受人束縛的昂頭闊步的千里馬。追求絕對自由、忘卻生死利祿及榮辱，是中國酒神精神的精髓所在。

世界文化現象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，西方的酒神精神以葡萄種植業和釀酒業之神狄奧尼蘇斯為象征，到古希臘悲劇中，西方酒神精神上升到理論高度，德國哲學家尼采的哲學使這種酒神精神得以升華，尼采認為，酒神精神喻示著情緒的發泄，是拋棄傳統束縛回歸原始狀態的生存體驗，人類在消失個體與世界合一的絕望痛苦的哀號中獲得生的極大快意。

在文學藝術的王國中，酒神精神無所不往，它對文學藝術家及其創造的登峰造極之作產生了巨大深遠的影響。因為，自由、藝術和美是三位一體的，因自由而藝術，因藝術而產生美。

因醉酒而獲得藝術的自由狀態，這是古老中國的藝術家解脫束縛獲得藝術創造力的重要途徑。“志氣曠達，以宇宙為狹”的魏晉名士、第一“醉鬼”劉伶在《酒德頌》中有言：“有大人先生，以天地為一朝，萬期為須臾，日月有扃牖，八荒為庭衢。”“幕天席地，縱意所如。”“兀然而醉，豁然而醒，靜聽不聞雷霆之聲，孰視不睹山岳之形。不覺寒暑之切肌，利欲之感情。俯觀萬物，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。”這種“至人”境界就是中國酒神精神的典型體現。

與官司人、商人、匠人、農人相比，文人似乎和酒更有緣分。一是文人多嗜酒。酒能激發靈感，活躍形象思維；酒后吟詩作文，每有佳句華章。飲酒本身，也往往成為創作素材。一部中國文學史，幾乎頁頁都散發出酒香。李白和杜甫，中國文人的杰出代表，都終生嗜酒。李白自稱“酒仙”，杜甫因有一句“性豪業嗜酒”，被郭沫若先生謚之為“酒豪”。“李白斗酒詩百篇，長安市上酒家眠，天子呼來不上船，自稱臣是酒中仙。”（杜甫《飲中八仙歌》）“醉里從為客，詩成覺有神。”（杜甫《獨酌成詩》）“俯仰各有志，得酒詩自成。”（蘇軾《和陶淵明〈飲酒〉》）“一杯未盡詩已成，涌詩向天天亦驚。”（楊萬里《重九后二月登萬花川谷月下傳觴》）。南宋政治詩人張元年說：“雨后飛花知底數，醉來贏得自由身。”酒醉而成傳世詩作，這樣的例子在中國詩史中俯拾皆是。郭老還煞費苦心地統計出，在他們現存的詩作中，言及酒的，李占17%，杜占21%。這就使我們想到，假設沒有酒，李杜的詩歌一定會少了許多韻味，我們今天讀到的《李太白集》、《杜工部集》，也一定會薄了許多。

二是文人飲酒特別講究那個飲的過程，特別講究飲酒過程中的那套繁文縟節。于是，便要制定頗為嚴刻的觴政，便要舞弄花樣百出的酒令。那酒令，可不是好玩的，是對人的聰明才情、知識水平、文學修養和應變能力的嚴峻考驗；沒有滿腹詩書和機敏睿智，是要臨場出丑的。文人們硬是把這一套玩出美妙的極至，硬是把經史百家、詩文詞曲、歌謠諺語、典故對聯等等文化內容，都有出神入化地囊括到酒令中去了。于是，酒宴始終，便充溢著濃濃的而又綿綿的書卷氣和文化味。觥籌交錯中，不僅享受了酒的醇美，也享受了文化的馨香。古代文人宴飲時的逸雅情趣，我們是不能親眼見識了，只能從《紅樓夢》、《鏡花緣》等小說和記載酒令的書籍中窺知若干。由于文人的參與，飲酒才飲出了檔次，飲出了境界，飲出了無限風光。酒文化中的精彩部分，實在是文人創造的。“五四”以后的現代文人，也常相聚宴飲，連魯迅先生也多次參加，《魯迅日記》中常有記載。他那首詩《自嘲》（詩中的“橫眉冷對千夫指，俯首甘為孺子牛”成為名聯），就是在郁達夫做東的宴席上做成的。郁達夫更嗜酒，曾有“大醉三千日，微醺又十年”之句；酒中醉中，他乘興做出許多好詩文。新文人雅集，樽俎之間仍然充滿文化味，談詩話文，即席吟詠，仍是一大主題。豐子愷就曾寫道：“世間最好是酒肴，莫如詩句。”五四運動，狂飆突起，滌蕩了舊世界，但千古傳下的酒文化仍然一脈相承。創造新文化的新文人，一端起酒杯，仍似他們的先輩。